2015的脚步已然来临，我们也迎来了云南文学界的一件大事：狱警杨洪昌先生的诗集《囹圄集》已经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现在全国各大书店和当当网、土豆网等同步发售。据了解，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由监狱狱警写作，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全景式展现监狱生活的诗集。从今天起，《我爱昆明》和《文学人生》微信平台同步刊登杨洪昌先生的这部诗集选章，敬请广大读者传阅。

　　监狱叙事与人生百态的万花筒

　　——杨洪昌《囹圄集》读后

　　朱霄华

　　以“囹圄”入诗，在中国古代的诗人里不乏其人，白居易、钱起、张说、李峤、韩愈、鱼玄机、储光羲、沈佺期……都写过。他们笔下的监狱，都跟他们写到的某人有关，要么因为那个人下了狱，因感念其人身世而不得不提及“囹圄”一词，如白居易笔下的司马迁和嵇康：“马迁下蚕室，嵇康就囹圄”；要么，写到的那人是个好官，他管辖的地方好生太平，无人犯案，如钱起《偶成》写的是一个地方官安闲度日的情景：“含毫意不浅，微月上帘栊。门静吏人息，心闲囹圄空。繁星入疏树，惊鹊倦秋风。始觉牵卑剧，宵眠亦在公。”鱼玄机《寄刘尚书》，亦属此类：“八座镇雄军，歌谣满路新。汾川三月雨，晋水百花春。囹圄长空锁，干戈久覆尘。儒僧观子夜，羁客醉红茵。笔砚行随手，诗书坐绕身。小材多顾盼，得作食鱼人。”这一类诗，不外乎是歌功颂德，极尽表颂之能事，往人脸上贴金。有的，还写得很肉麻。唐代有一个诗人，叫李频的，他写过一首《送罗著作两浙按狱》的七言诗，堪称这一类里面的翘楚：

　　使印星车适旧游，陶潜今日在瀛洲。

　　科条尽晓三千罪，囹圄应空十二州。

　　旧绶有香笼驿马，皇华无暇狎沙鸥。

　　归来重过姑苏郡，莫忘题名在虎丘。

　　“科条尽晓三千罪，囹圄应空十二州”，这话说得未免夸张。这个罗著作，大概是京城刑部的一个大官，他去两浙巡察，被作者说成是一个陶潜一般闲云野鹤的人物，因为十二州的监狱都空着，没有犯人，没有狱情可察。诗的末二句，是劝他回来的时候路过姑苏城，别忘了在虎丘留下自己的美名。

　　“囹圄”一词，在古人的诗里竟如此曼妙，放射出如此这般的旖旎风光，着实令人开眼。诗意，无处不在。

　　杨洪昌是管犯人的，按今天的说法，他是一个狱警，常年与犯人打交道的那种人。他也以“囹圄”入诗。不过不是写一首两首就完事了，而是写了百余首，一大堆。这个数量，已经够出一本诗集了。于是，他的“囹圄诗”，集结在一起，就叫《囹圄集》。

　　专门以监狱为题材的诗集，我以前没有见过。我见到《囹圄集》，很好奇。开篇第一首，叫《监狱速写》，作者以一个路人的视角，站在远处不动声色地打量监狱，笔调冷静，客观，几乎可以称之为罗兰·巴特所说的“零度写作”：“正正地看过去也就是/一大堵墙不很高/也不很矮/但看不出它有多厚/一道没有敞开的门站在/那堵墙的中央……/因为你离得不近/又隔着看不出厚度的墙/所以你只看了看/然后走开”。

　　杨洪昌出手不凡，他表达了大多数人对监狱最基本的印象和观感：一个神秘而令人心生畏惧的所在。因为大门紧闭，我们看到的，只不过是一大堵墙。

　　这首诗，也可以看作是作者为读者设立的“一堵墙”，或者是为这本诗集拉起的一块帷幕。墙推倒，帷幕拉开，我们进入到监狱的内部。翻开第二页，我们转到这堵墙的背后。我们看见的是两只飞来监狱定居的鸟。在对这两只鸟为何来此定居做了种种的猜测之后，这首诗的结尾是：“也可能它俩在里头已住成了习惯/但最大的可能应该是/它们不知道这里是监狱”。最后一句，画龙点睛。

　　由此，监狱的大门开始向读者徐徐敞开。杨洪昌几乎只写人——监狱里的两种人：第一种人是犯人，第二种人是狱警，但如果脱掉制服，他们看起来也跟犯人没有区别，或者说看起来跟犯人一样都是人。唯一的区别可能是：犯人总有刑满释放的一天，但是狱警，完全有可能，他们将永远生活在监狱里，直到退休或是老死。

　　有一首诗，叫《戴手铐》，写新来的警察小刘：“小刘下队的第三天/他戴着手铐来见我/杨队手铐是不是这么戴/小刘剪个平头/很谦恭的样子/因为还未发警服/他穿着便衣/我一愣怎么看他都像个/嫌疑人”。

　　不过，杨洪昌写得最多的还是犯人。犯人黑压压的一片，只在边上点缀三五警察。在监狱里，警察充当了牧羊人的角色，一个狱警往往看管着一大群犯人，犯人比警察多，这大约也是监狱的实情。

　　杨洪昌笔下的犯人，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小偷、杀人犯、强奸犯、贪污犯、越狱者、一辈子赖在监狱不走的人、胆小鬼、视死如归的死刑犯、贩毒分子、替人顶罪者、偷盗耕牛的农民、人口贩子、老色鬼、骗子、吃不饱饭的种地人、收受贿赂的官员——他们像是从《水浒》里走出来的人物，人人身世传奇，个个身怀异秉，而且都具备作奸犯科的理由和能力，有一些，甚或可以说匪夷所思，比如，一名男犯被派去给女犯修洗衣机，半个小时之内，他不但将洗衣机修好了，还成功地在女犯的身体里播下了种；一个叫赵柳生的毒贩子，在监狱里染上了断袖之癖，戒又戒不掉，就只好对自己痛下杀手，一劳永逸地以一片玻璃铲除了孽根；一个叫林海的监狱教导员，扬言只要家属送来足够的钱，他就可以把犯人从监狱整出去，结果收了家属很多钱后，他不但没有整走一个犯人，反而把自己整进来了。堪称奇男子的是一个叫马永科的杀人犯，天天给一个叫张虎的同改洗短裤袜子，揉大腿搓脚，半夜还要端盆子请后者撒尿，稍微怠慢一点，就有可能招来一顿拳打脚踢，被掴耳光。有一天，马永科终于忍不住了，就用一块玻璃捅死了张虎。被枪毙前，法官问马永科，你就要死了，还有什么话要说？马永科答：“我终于报仇了！”

　　为了捍卫自己的人格与尊严，不惜以身试法，奋起杀人，即便是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这样的行为发生在一个囚犯的身上，让人说不出话来。孟老夫子说过的那句“知耻近乎勇”，说的也不外就是马永科这样的好汉。我以为，读者看到马永科受辱，是会同情他的；看到他杀人，是会喝彩的；看到他被枪毙，当然也会扼腕叹息。士可杀，不可辱，这是杀人犯马永科的人生信条。

　　犯人中有一个叫张俊的诈骗犯，很传奇，是收破烂的，他只用九个月的时间，就诈骗了三亿六千万。一个收破烂的，能够在短时间内诈骗到这么多的钱，靠的是什么手段？杨洪昌的诗引用张俊的话总结出了一套“诈骗经”：“他说诈人也不算很难/跟钓鱼是一样的/也就是选好地点/再撒个窝子/再把钩放下去/然后就点支烟喝着茶/想要喝着酒也可以/就等/肯不肯吃/关键在鱼饵/考察到人人都爱钱/他就洒下白花花的银子/窝子果然大发/起竿的时候由于吃饵的太多/差一点就拽断了竿子……”这与其说是张俊的“诈骗经”，不如说是张俊有通识人性的过人之能。“人人都爱钱”这个道理，人人都知道，本来只能算是常识，但如果活学活用，用到极致，其威力便不可估量——一个捡破烂的，仅仅因为懂得利用这个道理，就迅速地使自己变成了亿万富翁。这不是天方夜谭，不是虚构，这是狱警兼诗人的杨洪昌从一个叫张俊的犯人嘴里听来的。

　　《囹圄集》所收录的，几乎都是像马永科、张俊这样的奇人奇事。一首诗写一个人，一件事，这些人和事，就像是散落的珍珠，被杨洪昌用一根根诗线串起来了。一般而言，触及这样的题材，杨洪昌力求在自己的诗里避免议论，不抒情，杨洪昌只是叙事。叙事，也尽量不事铺张，不使用曲笔，不弯弯拐拐，而是开门见山，吹糠见米。我开始看这些诗的时候，觉得他的语言方式过于直接和口语了，少了一些来自修辞学的形而上意味，没有将暗藏在犯罪背后的那一层丰富、甚至充满歧义的语义挖掘出来，但整本书读完，我立即放弃了这样的想法。原因是，杨洪昌笔下的这些人物故事，它们本身就已经具备了丰富的人类学与社会学语义，若是过于强调“如何写”，使能脂过剩乃至溢出，反而会削弱所知的原在性。事实上，杨洪昌对待他笔下所捕捉到的这些人物，一般都是网开一面，点到为止，他为他们每个人画一幅素描，绝少使用浓墨重彩。够了，少即是多，这是极简的笔法，需要想象的部分，还不如交给读者去完成，因为通常说来，读者都不是傻瓜。

　　再说，既是叙写犯人和监狱的故事，总难免会遇到一些诸如法与道德、法与人性相龃龉的尴尬事情，作为狱警，杨洪昌自然要扼守职业道德，本能地朝向铁硬的法律一边倾斜，作为一名写作者与记录者，他又不想放过随处可见的、那些从犯人内心流淌出来的隐秘、柔软的部分。冲突总是存在的，而解决冲突的办法，就是首先确定自身的写作身份：当我在完成这些叙事的时候，我既不是狱警，也不是诗人，我只是一名目击者、旁观者和文本的记录者。

　　但是，对一个文学写作者来说，从道义与情感上，不偏不倚的中间立场是不存在的。书写策略上的中立并不表明写作者自身没有爱憎，也不表明对弱者、受害者缺乏同情心。其实，选取什么样的人物和事件作为言说的对象及采取什么样的叙事策略，即已表明了一种态度。在《囹圄集》里，类似的情形无处不在，不难看出人世间蹊跷的一面，有时甚而不乏荒诞与黑色幽默。《张武仁说梦话》，是借张武仁的梦话来揭示一起车祸的真相，领导开车碾死了三男二女，结果抵罪坐牢的是张武仁这个下属，背后隐藏的是权力与世俗背景之下张武仁与上司的交易；《都怪那只骚公鸡》叙述的是一个叫杨少勇的犯人，因为自家的公鸡越界欺负了邻家的母鸡，邻家小孩用木棍将公鸡打死，结果杨少勇冲过去抢过木棍将小孩打成了植物人；六十八岁的老色鬼向先德垂涎十六岁的养女小翠但又对老婆心怀忌惮，于是趁着酒意对老婆说了一句心怀叵测的话加以试探：“自家地里的菜熟了/你说是让给外人吃/还是自家吃？”老婆不解其意，立即回答“当然是自家吃”——结果向先德扑向小翠，以强奸幼女罪锒铛入狱。还有比这更离奇的，《抢救张小天》里的犯人张小天，居然与四个同伙在不知对方是谁的情况下轮奸了自己的母亲，等到第二天发现时，他母亲已经自杀了，他本人判刑入狱后企图自杀，但狱警发现后，严格遵守监狱规定把他送到医院抢救了回来——杨洪昌对张小天这种背离人伦的性行为遭遇与被抢救后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尴尬乃至悲惨的境遇拒绝置评，他只是呈现事实，绝对避免与人间百态纠缠，以免落入险象横生而又头绪纷乱的话语语境而难以脱身。

　　在杨洪昌看来，犯人也是人，他们身上也存在着基本的人性，尽管这些人身上不乏可悲可恨的一面。但是，他只是看见，说出，只是作为一个知情者和叙述者，绝不聪明或是愚蠢地站出来充当道德的或社会的法官。有一首诗写到两个犯人，一个犯人落水，不会游泳，另一个犯人见了就跳下去救，结果监狱决定给救人的犯人减刑。出狱的那天，一些犯人就议论说，这两个人，可能在演双簧。判断世事的好坏与善恶，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标准。

　　除了写犯人，有时候，杨洪昌也记录那些跟犯人和监狱有关的受害者、警察、以及犯人的家属。有一首，是讥讽一名胆小的警察的，这名警察刚从西安某大学毕业，晚上值班拉家常时，“我”问他有没有去爬过华山，他说一次都没有爬过，因为听人说爬华山很危险。“我连喝了几大口水/才把他的话咽下去/我平和地告诉他/我女儿九岁那年/就爬上去了”。即使是讽刺，也显得不动声色，点到为止，多余的话，一句也没有。

　　《老潘说强奸》里的老潘是“我”的同事，一个经验老到而精于人情世故的狱警，因为一个犯人的强奸罪被法院根据从作案现场搜集的证据改成了通奸，就大发感慨：他说，十个强奸九个冤。当同事问他何以见得时，“那不明摆着吗？”老潘很愤慨：“你看狗干那事的时候/母的要是不翘尾巴/公的干得成吗？”

　　似乎是要为老潘提供佐证，后面紧跟着的一首写的是“孙寡妇报案”。孙寡妇到保卫科报案，激动之下说漏了嘴，保卫干部小马问她可识得那人面孔，孙寡妇说：黑灯瞎火的，看不清楚，但有一点她敢肯定，那人是个新手，因为是靠她把着，那个挨千刀的，才找准了地方。

　　杨洪昌的监狱故事有时让人忍俊不禁，在阅读时强烈地想要喷饭，有时又会让人感到毛骨悚然，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他以一个狱警的身份搜集、讲述犯人的作案动机、经过、情景，又以一个诗人的生花妙笔加以描摹、指事、象形，仿佛如在眼前，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娓娓道来而不乏机智，画龙而无需点睛。当他讲述那些发生在监狱里的各色人等，奇闻异事、悲伤与绝望，欲望与犯罪，粗俗与冲动，血腥与暴力，怪谈、黑色幽默、搞笑、乃至于叙写人性与法律之间那笔永远也算不清的糊涂账……时，他是一个好手，讲故事的热情与叙事的沉着冷静似乎并不冲突，在零度写作的叙事策略的掩护之下，杨洪昌既维护了自己作为警察的光辉形象，又分身做了一个诗人，过足了讲述监狱故事的瘾。他的监狱故事离奇，有如天方夜谭，但是我希望读者不要把它们当做传奇来看，因为这些故事全都是真实发生的，他笔下的每一个犯人，都完全有可能就是你的父亲、母亲、姐妹和兄弟。事实上，在我们这个文明而野蛮、公平和正义越来越难以达成的现代社会，每一个享有公民权的人都可能是潜在的暴民，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都可能潜伏着一头欲壑难填的野兽——这是我在这本以监狱为题材的诗集里读到的个中况味。

　　科条何止三千罪，囹圄不空十二州。《囹圄集》是当代的聊斋，尽管作者讲述的并非鬼故事。这绝非危言耸听。

2013年3月20日，于丹霞斋

　　杨洪昌，供职于监狱，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诗刊》等各类报刊及网络，有作品入选《中国年度优秀诗歌2013卷》、《2014年中国诗歌精选》和《中学生朗诵诗100首》等选本，入选《2014原野榜样诗人排行榜》和入围第六届高黎贡文学节前8强，出版诗集《我想捡回一个愿望》、《囹圄集》。现居昆明。

　　编者注：杨洪昌先生的诗集《囹圄集》已授权在昆明论坛http://bbs.5akm.com陆续发表，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