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总过不去

　　我们看不清楚昆明。

　　“城门城门几丈高，三十六丈高，骑白马，带宝刀，走进城门滑一跤……”老昆明人大概都记得这样一首童谣吧。一座城市的历史，首先是生长于斯的“土著”们命里的土地，一个人的根。它拥有生命里的碎屑和流落人间的履历，这样的昆明散落着是风和日丽里滇池畔的风帆点点，雨季里景星街青石板路的静秀可喜，更矗立了太多太多马帮文化后人文交集产生的精神遗存。这片西南边陲的葱郁土壤在近一百年以来发挥着独特的艺术气质，一方的说法是由于法国人通过滇越铁路来到昆明，让盘龙江两岸布满法式建筑的历史；也有评论家谈到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与国立艺专，认为它们为这座中国边陲城市埋下了人文与艺术的种子。冥冥中形成了惊人的文化磁场。而随着时光里无数故去的灰烬，总有一片叶子要被拾起。

汪曾祺与昆明的草木集

　　一说起老昆明的样子，大概要从文林街上一树倾斜繁花的三角梅开始，即使是春季的阳光都已经很强，它从密匝匝的绿叶和花丛里渗到地上，于是整个街道的光影、忽明忽暗的坡头巷尾，在过去充满动荡和流离的年代，这里成为许多名人居客暂时忘却伤痛，承享安逸宁静的地方。

　　言至于此，文学记忆里最深的应该是汪曾祺先生对于昆明贯穿始终的遥想。汪先生晚年说：“我在昆明呆了七年。除了高邮、北京，在这里的时间最长，按居留次序说，昆明是我的第二故乡。少年羁旅，想走也走不开，并不真的是留恋湖山，写诗不得不那样说而已。但是昆明的湖山是很可留恋的。”

 （今日的翠湖依旧是为数不多的存在于市中心的一座湖）

　　例如提到翠湖，他说：“翠湖这个名字起得好！湖不大，也不小，正合适……昆明的树好像到了冬天也还是绿的，尤其是雨季，翠湖的柳树真是绿得要滴下来。……夏天的夜晚，我们在湖中漫步或在堤边浅草中坐卧，好像都没有被蚊子咬过。湖水常年盈满……”

（汪曾祺和沈从文师生合影）

　　汪曾祺还记述了昆明城被日机轰炸时的惨烈情景。比如他描述过一位研究印度哲学的金先生每次跑警报总要提了一只很小的手提箱，提箱里是女友写给金先生的情书。这位金先生就是金岳霖教授，金先生除了带情书外还带其他重要书稿，一次跑警报到昆明北边的蛇山上躲着，返回时，这六七十万的书稿丢失了，很惋惜，后来只好重写。

西南联大的未央歌而坐落于盘龙江西畔的巡津街，则是金岳霖永生难忘的暗恋对象林徽因及家人刚到昆明的住所----“止园”，不久又搬到巡津街9号。巡津街是昆明的一条老街，原先叫大河埂，后来在此设岗巡视水情，名巡津堤，至清末逐渐形成街道，于民国初年得名巡津街。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后，不少外国人办的医院、洋行、酒店汇集于此。沈从文在文林街的时候，沈的住所常有人聚在一起聊天，那间“矮楼房成为一个小小的文艺中心”。据说林徽因是那里的常客：“很健谈，坐在稻草墩上，她会海阔天空地谈文学，谈人生，谈时事，谈昆明印象。沈从文还是眯着眼，笑着听，难得插上一二句话，转换话题。”

（图片来自网络，从左至右分别为金岳霖、费慰梅、林徽因、费正清、梁思成）

迟来的春日觉醒

　　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些思想巨匠们彼时泡过的茶馆丝毫不在，号称文林街、钱局街“茶水里泡出来的小说家”虽说喝不到大叶盖碗茶，幸好可以在原处重启的咖啡馆里聚头，生活结构并未发生太大改变。有几次撞到诗人于坚、雷平阳等人，最欣喜的是如今的沙龙文化很容易将他们推入公众视野。这些昆明烙印深刻的人，在“西南艺术现象”以其感性独树一帜，那种夹杂着昆明话的讨论场面，让你很难不以为似曾相识。在哪里呢，或许在往日度过的旧日故事里，也可能是伍迪艾伦的《午夜巴黎》……总之，过去的总也过不去。

（今日的文林街依旧有年轻人扎堆，或聊文学、聊人生风貌---照片来自网络）

　　于坚写过一个段子，大意是他有一次在火车上，大家说起自己的家乡，彼时流行的风气是“生活在别处”，在深圳、纽约，在北京，在巴黎…….只有他说“哦，我是昆明人，我在那住了一辈子”，大家很惊讶，他继续补充“我是个诗人”。我想这便是昆明的奇妙之处：但凡与之发生连接的人，必在心里受到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