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冬日，在景洪的大街上，知青周公正亲眼看着他们走过澜沧江大桥，走向严冬的北方。重压和劳累让丁惠民病倒了，知青们用担架抬着他，副总指挥刘先国特地叮嘱纠察队长李长寿—专门派人保护“小丁”的安全，这是头等大事。大家像爱惜眼睛一样，爱惜着丁惠民。
　　
　　队伍最终在天安门广场上列队，在“我们要回家”的横幅后面站成一排，有人的夹袄还裹在外套外面。
　　
　　当时分管农垦系统的国务院一位领导接见了他们，虽然态度慈祥，但话语严厉：“都这样闹，国家能富强？”这让他们感到委屈。当晚，丁惠民、刘先国、李长寿、邹盛永四个人，在西单的一家小饭馆里碰头商议，决定立即回云南，请愿团宣告终结。
　　
　　而正是那天，一份内部电话记录从版纳分局悄悄地飞出，成了知青的报喜鸟：不愿留的通通走……后来他们知道：这是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从北京开会返回后，作出的表态。
　　
　　次年2月至6月间，5万人像潮水一般退去，“营部索性把公章挂在门口，大家自己拿着盖。因为办户口的人太多，派出所的墙被推得直晃悠”。
　　
　　后来他们知道：北上请愿的行动，给北京正在谋求解决知青问题的高层讨论中，增加了一个现实筹码。
　　
　　当年罢工请愿的几位核心成员，如今回忆起那段日子，都为年轻的自己在全过程中的谋略而自豪—声东击西、出其不意。刘先国说：“那段时间，没有人有一丁点的私心，同心协力，就为一个目标—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