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烈批评者北京大学教授姚洋意外地被请到昆明实地考察，惊诧于“上上下下对仇和的支持”，也感慨“一把手的权力真的很大”。

一把手的施政空间之大，也是仇式改革成功的关键，却也是批评者乃至一些同情理解者最大的担心。2004年，被认为性格温和的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发表评论《中国需要怎样的改革家》说，“我们不忍心批评这个人”，但“仇和的无限权力让人感到恐惧”。

蔡定剑的答案是，中国需要有现代素质的改革家。他认为仇和使用“治民之术”而非“民治”，想成为人民救星，而不是让人民自己当家做主，“很有些视公民为子民的味道”。

但你如果理解仇和的性格，就不会对此大感意外：10年前已被痛批的“招商引资是第一政绩”口号，2008年在昆明再次被公开宣扬。恐怕也只有仇和，不轻易向舆论乃至民意妥协或迎合。

仇和习惯于不被理解，“看准的事情，砸锅卖铁也要做”。他对自己的“超前想法”和特殊阶段发展观充满自信。仇和被公认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型官员”，他保持每天必看40页书的习惯，熟读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和《世界通史》。

“中国要用五十多年，走完西方三百多年的路，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2004年，仇和这样回答南方周末记者。在仇和的思想中，许多逻辑看起来充满矛盾。“不要截然把人治和法治当成是非的两极，承认宿迁的现状的话，能不能用人治来推动法治，用不民主的方式来推进民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