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御史”与“中央巡视组”
　　
　　靠“清官”进行反腐，实质性的作用不大。今天，与监察御史类似的“中央巡视组”正在发挥更大的作用。
　　
　　就在写弹劾和珅的材料前两年，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钱沣成为湖北道监察御史。这个职务有点类似于“中央巡视组”，但又有天壤之别。
　　
　　“省御史”是清代监察机制的一部分，在清代负责监视各省的行政活动，但这些人实际上驻在北京。在孔飞力看来，这些所谓皇帝的“耳目”在京城既聋又瞎。其实，整个大清的监察运行机制是有缺陷的，因为京城和各省的监察工作实际上主要由各自的官僚做，行政和监察机制几乎融合到了一起——一省的巡抚（行政首长）同时还是监察机构御史台副贰（辅佐）。于是，“整个大清政府的官僚机器，是自己在监视自己”。
　　
　　“御史制度能否有效运行，关键要看君王是否贤明。因为在封建王朝，整个社会监督以及权力牵制都是在皇权制度这个前提下进行的，即君权至上，皇帝不受任何约束。”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金子强指出。
　　
　　有学者统计，在乾隆朝，“查处的五千一百五十一件弹劾案中，只有不到百分之八的案件是由监察机构提出的”，显然。像钱沣这样为数不多、恪尽职守的零星个体，并没有为整个庞大的帝国带来实质性的效率和良性保障。
　　
　　靠简单的顶层制度设计和清官进行反腐，实质性的作用不大。在金子强看来，“今天的反腐，应找准契机，推动制度的建设和规章的落实，做到无论什么人无论职务有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就要严厉惩处。同时还需引导和加强社会参与监督”。他认为，规章缺少落实，监督得不够，权力就没有被彻底关在笼子中的可能。
　　
　　不过，这也并不是说官员就要忽视内在的品格修养，也应该一如既往地重视道德和榜样的力量，“清官们的时代局限可以指摘，但他们的人格榜样永远都不过时。在不敢贪、不能贪的同时，也要让现今的官员不愿贪”。
　　
　　今天，与监察御史类似的“中央巡视组”正在发挥更大的作用。